因此，意大利法并未采纳间接占有作为法律概念。

党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降低、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的水平和质量。其三，具体调查行为的合法性如何保障。

第五，针对查办贪腐案件的特殊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补充反贪腐特别程序，例如立案标准、逮捕条件、证明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事实上，检察机关独自承担反贪腐职能并做出与纪委同样的成绩是可能的，这需要配备以下条件。但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一旦成立，意味着长期、日常性行使权力，单靠自制自律不足以抗制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规律，必须确立完善的制度健全他制他律，一方面防止其滥用职权，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其选择性反腐，形成惟上取向，服务于长官意志，畏上不查、无令不查，失去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正做到有腐必反、一查到底，防止吃案现象以及反腐败中的消极懈怠现象，为此需要将监察机关本身放进制度的笼子，真正做到接受人民监督。纪委作为党的机构，调动其他政府力量，也有相当便利，与之相比，检察机关显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地位。实际上，英文中调查与侦查本为同一个词investigation，针对刑事案件进行的调查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日本使用的是搜查的概念），是否属于应受刑事诉讼法规范的侦查应看实质而非名目。

[6]本段中关于我国古代御史和都察院制度的论述均引自陈鹏生主编：《中国古代法律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21]将政府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足以涵盖现有诸多权力的内在属性，但是要想将权力细分，五权也嫌不够，还可以继续分下去。

总之，围绕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话题，还有不少事项没有适当的答案和细致的论证。[17]周鲸文著：《国家论》，天津大公报馆1935年印制，第443页。不过，在许多国家，监察权为议会行使，议会不属于行政机关，监察权自当属于立法权范畴。国家监察权究竟属于哪一种国家权力，需要进行清楚定位。

值得思考的是，检察机关为何不能独自担当起反贪腐大任，像纪委办案那样，将反腐败工作搞得风生水起。除都察院外，明代还设有另一独立监察系统—六科给事中，其职能是对六部进行监督和控制。

监察院设监察委员19至29人，由监察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20世纪90年代，立法机关将反贪法纳入立法规划，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研究、草拟反贪法，在反贪法草拟过程中，检察机关认识到要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能力，亟需赋予其特别侦查手段。皇帝对于监察制度之重视，体现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名风宪衙门），地位与中央六部并列，其长官为都御史，为七卿之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员额为一百十人。但是，近些年来，纪委对于违纪违法案件一并调查，形成党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一并行使的现象，这一做法是否符合宪法值得讨论。

但是只若我们走上民主政治的途径上去，此种权力却可归并入立法与行政的两范围内。有权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跟踪，暗地调查其活动。情况紧急的，可同时或者事后及时通报。不仅如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有一定的职权，这些职权的范围界限应当明晰，避免出现在行使职权中产生混淆或相互取代的现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从制度稳定性层面看，检察机关应当取得高度的独立性。这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含有调查委员会的机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反贪腐工作也是这样，党对于查办行政纪律、贪腐案件等的行政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让后者承担起反贪腐的大任，不但可以将党的反腐败意志体现在行政监察和刑事侦查中，也可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避免工作失误给党的形象造成损害。人们期望从中找寻渊源、获得完善新制度的源泉。[10]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采取前一种方法，以既有的学说、原理作为前导，所持观点不免会带有一定的保守色彩。

这种情况下要付出的成本，设计新监察制度应有充分考量。过去纪检部门与行政监察部门分立，表明党的纪律检查权（党权）与行政监察权（国权）形式上是分开的（挂两块牌子），实际上常是一套人马，党权与国权存在着混合行使的情况。

检察院 有智者云：善治国者，治官。他们由选举产生，任期为自当选之日起至当选后的第4年举行改选时止。

[5]古时虽然有朋党现象，但没有政党政治，政府皆为行政机关，即使履行司法职能，也属于行政机关（古时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官兼理司法或谓司法官兼理行政均可）。因此，称为留置也好、拘置也好，羁押或者逮捕也罢，都应当提交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批准，才符合宪法保障人身自由权利的精神，才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

监察院委员组织而成的会议，为监察院会议，由监察院院长为主席。同样，这种监督由于新闻媒体的参与而具有影响力。（2）对政协委员进行留置，应当向该委员所在的政协党组通报情况。不过，如果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必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和表决，一府两院却需要这样做，恐怕难有作为例外的充足理据。

从党的权力结构上看，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形成有力的上命下从关系，全党服从中央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纪律要求，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加大，对于纪委来说，无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有权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

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曾经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对于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曾有过讨论，至今仍然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以及监督机制不足以制约过于集中的权力作为苏联政治值得汲取的教训。（四）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如前所述，在查办违反刑法的案件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实际上行使的是侦查权，并且可以完全剥夺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达数月以上，在这一羁押过程中，取得被调查人口供显然是调查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是律师无法介人其中，不能提供法律帮助，与近些年来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的进步很不相称。

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置部刺史一人，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国家公职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党员违纪与有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违法行为存在并存现象，在调查违纪中难免涉及违法问题。

鉴于贪腐案件，特别是贿赂案件的特殊性，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某些环节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特别权力并制定特殊程序，可以单独制定《反腐败特别程序法》或者将特别授权、特别程序纳入拟议中的《国家监察法》。按照这些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在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的情形下，将行使与刑事侦查和逮捕具有相同实质的权力。我国学者在探讨中提到的所谓新型程序，隐含的内容无非是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权的司法制约、辩护制度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方面的许多程序规定可能都无法适用，意味着刑事司法制度多年来取得的权利保障方面的进步在贪腐案件调查环节无法体现。贪腐案件具有特殊性，办理此类案件的机构就应有特殊性，办理案件的措施中也应有一定的特殊手段，迨无疑义，且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36条明确提出：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设有一个或多个机构或者安排了人员专职负责通过执法打击腐败。

有逮捕实质而不受宪法限定的程序约束，就有违宪之嫌。这里提到的监察专员人数极少，他们有权进行调查，也有权提起诉讼，有关机关有义务提供协助和予以配合，但是没有强制性权力，更没有羁押权，而且行使权力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行政权行使违法不当的情况。

三是纪委在调查贪腐案件中不仅调查违纪问题，也调查违法问题，能够运用调查权将党员干部的贪腐一查到底，直到水落石出，然后分别情况作出处理。此可谓纪委在反贪腐中发挥威力之组织上的条件。

反之，如果发现投诉无根无据，则从法律上认可行政程序，并为被控渎职的公务人员正名。检察机关若能同样拥有这样的授权，是取得成功并发挥其巨大潜力的先决条件。